与此类似，宋洪兵将儒法的成德路径概括为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，认为孔子的循亲成德和孟子的循心成德属于前者，荀子的循礼成德和韩非的循法成德属于后者。

世徒见尧之为尧，岂识其冥哉。而以五经为基本文献、以儒家为文化主流的传统加深、定型了有为理念。

纯白在胸，机心不生，含脯而熙，鼓腹而游。士众不聚，则不相攻伐。无君的言论往往表达对君主政治的厌恶，但除了君主政治，中国历史上也没有提供别的政权形式可供选择。行其自然先要泯除外物的贵贱、差等，各以所从事者为自足，消灭上下的夸耀与企求，以不平为平。王弼的目标是崇本举末，守母存子。

治道才是中国思想家注目的，而治道必以有为为基础。上台后，宣布图谶于天下。穷其本末，知所先后，可以入德矣。

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。引洪氏曰：未有余力而学文，则文灭其质。身非此无以发，家非此无以肥。从儒家思想史来看，其后孟子偏重尊德性，荀子偏重在道问学。

道、德、仁、艺四者不是并列关系，而是立体的层级关系。朱熹认为本章所讲四者都是人伦之大者，行者行此，学者学此。

外能如此，在亲可知也。《中庸》：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。其中道、德、仁属于形而上层面，道是是人之为人必须遵循的总原则，所以要志于道。以孔安国说为优，皇侃、邢昺也是孔说基础上的发挥。

儒家道与学相辅相成，下学上达，由学致道，目标是成就圣贤人格。仁缘据德而性足用，而进以依之功，则用可常而欲不行也。孙忠厚指出颜回一向以德行科的代表闻名,而实际上他是努力追求尚德行与重学问统一的,这正是颜回之所以为颜回的关键所在。兄长比之疎外，故云‘出也……向明事亲，此辨接外也。

因为在孔子看来，父子关系是人伦关系中最天然、最基本的关系，因而也就是实践仁的起点，必须充分发展父子间的父慈子孝（仁），才可能进一步推己及人，推人及物，把仁爱一步一步扩展到泛爱众，泛爱他人，乃至人类全体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乃至天地万物，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。若不学而直，则蔽塞在于绞。

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，则终始惟一，而有日新之功矣。刘宝楠解曰：颜子好学，于圣道未达一间。

仲弓可使南面，荀子以与孔子并称。有余力而不学文，则质胜而野。仁，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。据德，则道得于心而不失。‘泛爱众者，泛者，宽博之语。若复学而刚，则中适为美。

能是四者，则于人伦厚矣。皇侃疏：言为人子弟者，尽其孝悌之道也。

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:‘文谓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凡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皆文之教也。君子义之与比，故见有仁德者而亲之也。

学者于此，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、轻重之伦焉，则本末兼该，内外交养，日用之间，无少间隙，而涵泳从容，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。并案，四科次第，立德行为首，乃为可解。

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，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孔安国：荡，无所适守。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。多力若学，则能用勇，敬拜于庙廊，捍难于边壃。正如王应麟所言：四教以文为先，自博而约。

狂，谓抵触于人，无回避者也。若刚而不学，则必蔽在于狂。

从人生道德修养轻重缓急来看，博学古文可以放在最后。来源：《北方工业大学学报》2021年第8期，第61-66页 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论语 德行 儒家 。

而道问学就是对二十章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的概括。之所以把文又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在孔子看来，学习先王典籍是明先王之道的第一步，接着才能落实于道德实践——行。

然后朱熹说：力行而不学文，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，识事理之当然，而所行或出于私意，非但失之于野而已。好讥刺人之非，以成己之直也。但《论语》对四者的具体含义和相互关系并没有说明。行谓德行，在心为德，施之为行。

文学科为下者，《记》所谓离经辩志，论学取友，小成大成，自下而上升者也。而好学的关键是学会中庸之道，守中不偏，就不会流于弊害。

仁是人德性之本，符合于仁的行为才是道德行为，故依于仁。由沈、朱二文观之，是子游、子夏为文学之选也。

如此而心必之焉，则所适者正，而无他歧之惑矣。皇侃疏：孔子为教，恒用此四事为首，故云子以四教也。